一個無名女子的自我murmur

這是我中國史老師──親愛的小閻──在中國史上課時，用16分鐘和我們分享一些關於「研究歷史的態度」、「人文學科的研究精神」以及「近年來研究傳統」的一些想法，我個人認為非常棒！或許他解答我部分對於「人文學科」的疑慮，我覺得真的有醍醐貫頂的感覺。

小閻真的好棒阿！其實開學以來就聽了不少很棒的言論，只是好可惜我都沒帶錄音筆去錄下來。ˊˋ
雖然是短短的16分鐘卻耗了我將近一個下午和1個小時的時間打完，(長達2又2/3頁A4!!)大家就給我捧個場嘛！

我們去看史語所陳列館裡面的展覽的時候，你們應該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、各式各樣的歷史材料。有地下考古出土的、有地面上採集的像漢簡那類的資料；有傳統的文書、文獻；然後有像拓片、圖像等等這類型的資料；其中你們看到西南民族的區域，有民族學、人類學調查、收集來的資料。

研究歷史，用一個概念就是「人」的現象。所以，各式各樣關於人的資料都是歷史素材。所以千萬不要有一種想法覺得：欸，我是學歷史的，所以我應該看的就是歷史這一門學科的書籍。歷史學寫成書籍後是一種學門，但是它所運用的材料；它所參考的知識，這是沒有任何界線。所以不同興趣的人，就是人文學科知識者，通常都是有自己特殊的切入點。沒有一個人是無所不知、沒有一個人是無所不能，可是，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說，我這個一定不得其門而入，除非你沒辦法回答這個價值。只要你能夠申論；只要你能夠有個人的經驗、關心的目標、你的特質，那它就可以成為你了解「人」的基礎。我們要研究歷史、學習歷史，這也是我們很重要的憑藉。

現代歷史學，我們看到的是大量歷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。這一點跟學科分化很有關係，學科分化後開始朝向專精的發展。雖然資料無所不在，但每一種資料要轉化成研究人文的資料，譬如說地底下埋藏了這麼多文物，可是每一個文物要能夠復原、能夠出土、要能夠正確的去解讀，都需要大量的人力，要投入大量的時間、心力。考古出土的文物和盜掘、盜賣的文物最大不同就是：盜掘盜賣的人，他只要看到值錢的拿了就走，考古學家就要很堅持去整理這些可能被人盜掘而所剩不多的資料。從盜掘的墳墓上面，他都可以解讀出許許多多非常重要的歷史。現在的學術研究，要儘可能的去發掘各式各樣的訊息；對於流傳下來，還未消失的訊息，要有一種珍惜、一種收穫的心態，這是走學術研究很重要的出發點。

現在的知識多為專精的知識、專精的技能，要有各式各樣的分工，非常常見。那也因為如此，我們要能不僅侷限在自己小小的領域，我們要能夠理解別人在做什麼。雖然在分工下，不可能一個人去參與很多的工作，可是我們要能夠理解別的工作的價值、別的工作裡面思考的問題，在這上面必須要能夠抓住、必須要有能夠通識、通達的理解能力。怎樣能做得到？第一個就是，對於人文、人的關心，本來就要有一個深刻的求知、理解的動機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們覺得人的行為，我一定能找到一個很明確的原因解釋清楚，如果這樣想的話，那我們對於很多人世現象就不會有很深刻的探索動機。你會覺得，找到一個答案就可以了。人文學科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，我們是尊隨著現象在走，事物的本質，你永遠無法理解，我們只能遵循著現象，設法探觸到深層的本質，這樣的工作應該是永無止盡的。如果這麼想，每一個課題、每一個研究、每一個現象，那就擲得你去觀察、去面對它。那，面對到什麼時候為止？面對到你覺得你已經盡力了，在這裡頭你不可能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東西了。就是你放下這個研究、思考下一個問題的時候。但就在你放下的時候，可能有人拾起來，再繼續的發掘。所以只有研究者本身，他自己研究課題的轉換，他自己研究工作告一段落，但是整個學術的研究、整個知識的發展，可能是永無止盡的。別人放手的地方就是我們開始的地方；我們放手的地方可能又是別人開始的地方。即使是我們覺得已經解決的問題，可能以後的人重新拿來、重新理解，都可以發現不同的意義、不同的解讀，這是很可能永遠都存在，所以學問是永無止盡的。

那，怎麼樣可以理解別人呢？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，我們覺得我們思考的每一個問題裡面都四通八達，跟各式各樣不同的事物都有關係。這樣去想，我們就慢慢可以虛心去理解別人思考、探索的問題。初步看來差不多的見解，如果你想的深入一些，就會察覺他們思考的路徑可能很不一樣；初步看來很不同的領域、很不同的課題、很不同的看法，仔細思考下去，會發現很多地方他們是有共通性的。學術，什麼是分？什麼是合？這很難講。能夠慢慢地跨越了學科的界線、主題的界線、跨越了我們一般認知的知識的這種成見，這樣才能真正是深入到人文學問探索的道理。其實這些問題都一樣，他們的共通都在「人」。其他學問則不一定，他們每個不同類型的學問，有他們每個不同的立足點。

像史語所這樣的研究機構的成立，它其實就是近代中國學科專業化，一個非常重要的例證、一個里程碑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歷史學，要說中國歷史學何時建立，這永遠都能見仁見智：可以說自古以來就有了；可以說周朝有史官的時候就有了；也可以說漢朝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就成立了；也可以說晚到隋朝唐朝，當時「史」這一類書籍分立出來就成立了，看你怎麼講。但是在近代中國的史學裡頭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：歷史這一門知識，它應該是一個「專業的」知識。這是現代知識很重要的一種觀念，這觀念有得有失。如果我們講人文的知識，人文知識應該不完全是專業的。簡單來說，不是只有莎士比亞專家，對莎士比亞戲劇的解讀才會是最深刻、最完整。一個有好的人文素養的人，甚至可能是有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他看了莎士比亞，可能會有自己很獨特、很深刻的理解，可能超出很多專家的預期。就像我們讀歷史、人物或是文學作品，不一定是那個花最多工夫、對於各種細節了解最清楚的歷史學者或者是文學研究者，他能夠理解的最深刻，這不一定。因為人文現象呢，它解讀的可能性非常得多，裡面有知識視野、心靈層次等種種的差別。

我們講人文學科的本質，但是我們講現在的歷史學是一個專精的知識。從哪裡開始？就從他們有意識的認為，我們要把歷史資料收集完整、整理清楚，我們要把所有的基礎工作交代得明明白白，從這種觀念做起。這觀念從民國初年開始慢慢形成，到了歷史學研究所建立之後，傅斯年先生自己就認為這是他的使命、這個研究所的旨意。要做什麼？要做最基本資料整理的工作。所以他們收集了各式各樣的歷史素材，我們可以看到：包括戲曲小說──顧頡剛先生他當初收集了很多；包括許多民俗、文物。一直到他們來到台灣之後，史語所採集了不少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各式各樣的文物資料，這些在他們眼中都是歷史素材、都是史料。然後他們去購買即將要變成廢紙的檔案、政府的檔案文書；然後他們透過考古挖掘，發掘出各個時代地底下的材料，他們開始訓練一整批中國本土作考古學的人才。現在整個中國近代的考古學，發端就是史語所；史語所整個考古工作都是由這邊開始，然後師傅帶徒弟一代代帶過來。所以重要的考古工作者來到台灣，一定要拜訪史語所、一定要去看看他們的展覽，那是他們的老祖宗。

這是現在的學科發展很好的里程，那當然在這樣的過程裡面，也產生了一個相對應的問題：歷史學的知識如果專精到這樣子的程度，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訓練歷史學者呢？傅斯年先生的講法是認為：歷史學者就是要訓練他成為一個專家。所以當北京大學的學生，也許是比較早期的年輕學生，他們從大學生程度就開始寫論文。其中，能夠寫非常好的論文的，能夠展現非常好辯論能力的人，就馬上把他吸收到像史語所等等的機構裡去，成為專業的研究者，每一個專業的研究者他會有一個專業的時代課題等等，他們下非常大的功夫把那個時代研究的專精。這一部份影響到台灣大學，沒有很多但有部份影響。台灣大學歷史系早期也是以斷代史做為主要的分期架構；認為做研究，就必須要以原始資料來做研究。當時把日本台北帝國大學接收轉化為台灣大學之後，聘請了許許多多教授各國歷史，尤其是西方歷史的教授。有些教授本身會有他們的學生，很少人會成為歷史的專業研究者，台灣大學培想出的西方歷史、外國歷史研究者極其罕見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在台灣，沒有基本資料。如果沒有基本資料，現在的學科就會認為你不能做史學研究，你不可能憑藉二手資料寫出一本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，這是不可能的。這樣一來，我們整個西方的史學研究始終是靠著極少數出國留學的學生，從西方學回來，但學回來之後又不能做研究了。相對來講，中國大陸他們或許比較像其他大學的的傳統：有一手資料就用一手資料；沒有一手資料他們就姑且用二手資料。他們在這方面並沒有那麼嚴格的要求，結果反而使他們自己思考世界歷史、各國歷史，有自己的途徑，不一定更高明，但是他們有特色，而且漸漸形成了一個學術傳統。這個傳統在要吸收、或者二十年來，在要重新銜接西方史學、集合西方思想，非常得棒；但是在我們台灣史地，就非常得爛，因為我們始終不能這樣依循。從國外找回一個兩個人才，然後慢慢的其實他們就已經開始枯萎了。我們始終落在這種情況，一直到過去十幾年來才轉變。台大有資料、有條件可以培養研究外國歷史的研究者，不過是十幾年的事，所以我們的起步晚得多。當然我們現在也略有成效，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，我想在國內唸到碩士是沒有問題的。可是這個方面，就是要求是如何高標準這樣的想法，有得有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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